新精神活性物质被称为“第三代毒品”。新精神活性物质，又称“策划药”或“实验室毒品”，是继传统毒品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。所谓“三代毒品”，是根据毒品出现的时间和管理类别提出的概念。

　　根据“三代毒品”的概念，“第一代毒品”一般指被列入联合国《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》管制的物质，大概分为三类，分别是阿片类、可卡因和。这三类物质对人类危害最为久远、也是最早列入管制的，因此被认为是“传统毒品”。

　　第二代毒品主要是列入《1971年公约》管制的物质，也可归纳为三大类，分别是类中枢、镇静催眠药和致幻剂，列入该公约管制的物质绝大多数是化学合成的。

　　新精神活性物质，是继上述品和之后，出现的“第三代毒品”。它主要是在第二代或某些第一代毒品的化学结构基础上，进行了加工修饰，或药品制作的完整过程中，产生的一些中间产物，由此产生“策划药”性质的一些毒品。

　　除化学合成的外，新精神活性物质，还包括一些植物来源的，具有成瘾潜力的物质。它的主要特征是，具有成瘾性，但未列入联合国上述两个公约管制。

　　由于其滥用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，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，因此，近年来国际社会很关注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。

　　目前列入联合国品、管制的物质共有250种左右，但新精神活性物质已达700多种，而且种类、数量仍在持续不断的增加，而现有的品或管制机制和程序，难以在短期内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实施有效的国际列管。

　　新精神活性物质其实就是少数国家于2009年前后，开始陆续报告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(UNODC)的。

　　此后慢慢的变多的国家开始注意此问题，并将本国出现的相关情况报告UNODC。近年来，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，以每年平均20%以上的速率增长，呈一种“爆炸式”增长势头。截至去年底已达700多种，远超于列入管制的麻精药品数量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，国际监管却遭遇尴尬，因为这些物质未被两份国际公约列管。

　　“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，包括药理学、毒理学、药物依赖性以及滥用造成的后果看，我认为绝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，都应列入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，不同类别、级别进行管制。”这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科学家成员、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刘志民的建议。

　　2015年3月，刘志民曾随国家禁毒办组织的代表团，参加了联合国第五十八届麻委会。这届麻委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，审议各国提议联合国列管的13种物质。

　　从程序上来说，每种物质都要经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54个成员国的审议，且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有机会被列管。

　　由于其中一些物质，具有较为广泛的工业用途，有些国家认为这些物质被管制后，会影响正常工业或药用使用。所以在58届麻委会上，仅仅13种物质中，也仍有3种未被通过。

　　再比如（或以为主要成分制成的），在我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或地区，是一种主要流行滥用的合成毒品，造成了严重的医学、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。不过，个别国家以有医学价值为由，反对列入国际管制而未达到共识。这其中确有一些技术性因素，但也有技术性以外问题的干扰。

　　2010年以来，我国及时将国际社会反映突出的四甲基甲卡西酮等13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先后列入《品和目录》。

　　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《非药用类品和列管办法》，一次性列管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。

　　今年8月，公安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重要的公告，将4-氯乙卡西酮等32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品和管制品种增补目录，公告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　　刘志民认为，作为一种在地区乃至全世界流行的毒品，列入管制，对于扼制其进一步的流行蔓延是必要措施，而不应将列管和使用对立起来。

　　和绝大多数镇静催眠药都是被列管的，但是并未因此而影响临床使用。而新精神活性物质不能被国际列管（包括“六一公约”和“七一公约”）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不能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管，其后果是，不能有效地打击和遏制国际间的非法生产、制造和贩运，这必然导致人群中的滥用问题愈演愈烈。

　　刘志民认为，不能列入联合国公约管制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社会上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性的认识误区，可能会认为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，不同于列管的品或，不具有成瘾性，这对药物滥用预防，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行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因此，若无法对相关的法律框架和立法程序做必要改革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一被动局面。